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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起溝通“彩虹橋”開啟民意“直通車”

發布時間:2019年11月18日 來源:解放日報 訪問量:

“民意”直通全國人大“民智”融進城市治理

■虹橋街道基層立法聯系點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設立的四個基層立法聯系點之一,也是唯一設在街道的點。迄今已完成30部法律草案的意見征集,1800余人次直接參與立法意見征詢,歸納整理各類意見建議490余條,其中25條建議被不同程度采納

■為探索“群眾性”和“專業性”的有機結合,立法聯系點搭建起“一體兩翼”的工作架構,即以信息員為主體,以顧問單位和專業人才庫為“兩翼”補充。根據每部法律草案的不同特點,聯系點制定方案挑選合適的信息員代表參與,合理確定征求意見對象范圍,盡量覆蓋不同群體、不同行業,力求采集意見樣本的典型性和多元化

虹橋街道古北市民中心有幅特別的漫畫:一道絢麗的“彩虹橋”懸掛天空,這一頭是虹橋街道,那一頭是全國人大。一只白鴿把信兒從這頭捎到了那頭。

畫這幅畫的是社區居民蔣建華,畫筆展現了他對虹橋街道基層立法聯系點的直觀感受。

1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古北市民中心考察時,虹橋街道黨工委書記、人大工委主任胡煜昂向總書記介紹起這幅畫:“架起彩虹橋、開啟直通車,基層群眾的立法建議直達國家最高立法機關!這就是我們居民心中的基層立法聯系點。”

這個基層立法聯系點建于2015年7月,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設立的四個基層立法聯系點之一,也是唯一設在街道的點。迄今已完成30部法律草案的意見征集,1800余人次直接參與立法意見征詢,歸納整理各類意見建議490余條,其中25條建議被不同程度采納。

聽完介紹,總書記對現場正在參加立法意見征詢的信息員代表說:你們這里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建立的基層立法聯系點,你們立足社區實際,認真扎實開展工作,做了很多接地氣、聚民智的有益探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要堅持好、鞏固好、發展好,暢通民意反映渠道,豐富民主形式。

將“民意”直通全國人大,將“民智”融進城市的治理管道,虹橋街道基層立法聯系點一直在探索。

社情民意的匯聚點

那天,站在總書記邊上的是全國人大代表朱國萍,還有一個身份——虹橋街道基層立法聯系點信息員。當時,他們正在參加行政處罰法修正草案意見征詢。

朱國萍告訴記者,當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來上海選點,她力薦自己所在的虹橋街道。

在虹橋街道虹儲小區當了近30年居民區黨總支書記的她給出兩個理由:“第一,這里既有古北新區涉外居民區,又有傳統居民區,有助于聽到方方面面的居民意見;第二,我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結對的基層代表。這個聯系點放在虹橋街道,可以更好發揮全國人大基層代表的橋梁作用。”

朱國萍所強調的“基層”元素加分不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對上海推薦的三個街道作了細致調研。

虹橋街道的優勢不言而喻:街道所在地區國際化程度較高,商務功能也比較成熟,居民構成比較豐富,轄區內還擁有豐富的司法資源,可以給聯系點更多法律專業的支撐。

2015年7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批復虹橋街道為基層立法聯系點。

“金光閃閃的‘國字牌’銘牌掛起來后,大家很有榮譽感,但也有些忐忑。因為是先行者,沒有前例可循,必須在實踐中摸索。”虹橋街道黨工委副書記郭凱當時負責立法聯系點的具體工作,他對第一場座談會仍記憶猶新。“我們討論的第一部法就是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我當時準備了很多資料,自認為挺有底氣,沒想到介紹時根本沒踩中老百姓的點。”

開始介紹法條時,居民聽得一頭霧水,當郭凱把法律條款轉為大白話后,居民又興奮起來,你一句我一句,問得他有些招架不住。“法定代表人是什么意思?”“你說的‘依法’,依的是什么法?”“家暴是熱暴力還是冷暴力?”

“居民講的是大白話,法律卻是專業術語,這里有語言習慣和認知理解之間的差距。”郭凱說,基層群眾雖然缺少專業法律知識,但擁有豐富的生活閱歷,立法聯系點要做的就是向居民群眾做好解釋工作,把“法言法語”轉化成群眾通俗易懂的語言,并把原汁原味的群眾觀點進行加工,為立法機關提供原原本本的社情民意參考。

為探索“群眾性”和“專業性”的有機結合,立法聯系點很快搭建起“一體兩翼”的工作架構,即以信息員為主體,以顧問單位和專業人才庫為“兩翼”補充。“一體”,即把街道所屬的16個居民區全部納入信息采集點,由居民區書記作為聯絡員,在各居民區推薦90名信息員。同時在社區范圍內選擇50家成員單位,各確立1名聯絡員及2名信息員。“兩翼”,則是區人大、法院、高校等顧問單位,以及律師事務所律師等專業人才庫。根據每部法律草案的不同特點,聯系點制定方案挑選合適的信息員代表參與,合理確定征求意見對象范圍,盡量覆蓋不同群體、不同行業,力求采集意見樣本的典型性和多元化。

上海康明律師事務所副主任吳新慧是第一批信息員,也是專業人才庫成員。她既是立法建議收集者,也是立法“解說員”,要把反家暴法草案重點條款翻譯成居民都聽得懂的白話。她一連參加了三場座談會。“三場座談會的感受真不一樣,居民談的是活生生的案例,專家‘摳’的是具體條款。居民問我,我碰到的這個問題,這法能解決嗎?專家會說,這個條款實施起來有操作性嗎?”

交流中,她捕捉到了這部法律草案的“盲區”。彼時,吳新慧正在辦理一個案件:90歲老人癱瘓在床,照顧他的小女兒經常毆打老人,老人趁其他子女看望時求救才獲得了幫助。“在反家暴法草案中,保護婦女、兒童權益的內容比較明顯,而家庭還應該包括老年人。這不僅是我的辦案感受,很多居民也反映了這個問題,于是,我向立法聯系點提出了這份建議。”數月后,吳新慧欣喜得知,這條建議被采納。“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居民時,大家都很興奮。”

“從觀望,到試探,再到點贊,大家知道了這塊牌子的真正涵義。”郭凱說,立法的神秘感一下子被打破了,這里是立法社情民意的匯聚點,每個人都可以參與。

立法和城市治理的參與者

“一體兩翼”在整個街道撒了一張大網,“信息員”就似大網中的樞紐。他們活躍在居民小區、商務樓宇、企事業單位中,去征詢、收集周邊群眾原汁原味的立法建議。

古北市民中心“法條墻”上有份展示材料頗受關注:居民夏云龍的信息員聘書和他對國歌法立法的建議。

79歲的夏云龍是長虹社區居民,也是立法聯系點信息員,“我從事教育工作55年,在學校時就非常注重培養青少年的愛國情懷。國歌法草案征求意見時,我提出要倡導和組織公民在適宜的場合奏唱國歌,表達愛國情感。沒想到這條建議被采納了,成為2017年正式頒布的國歌法中的第五條”。

夏云龍將此歸功于身后的后援團和這個“民意”平臺。“在居民區,我擔任黨支部書記,又是老師,學生遍天下,居民、學生都愿意跟我聊。我利用立法聯系點這個平臺,再把他們的聲音傳遞上去。”

“提了建議被采納,我們很高興;沒有采納,我們參與了,也同樣高興。”虹橋街道菲律賓籍居民王煊熔的感言頗能代表一批“信息員”的心聲。

這是一個頗具群眾基礎和群眾威望的信息員隊伍。在與280名信息員的溝通、磨合中,聯系點逐漸形成“一二三”工作法:“一”是堅持每次提前一周給信息員送上草案,并就關鍵點做好輔導;“二”是堅持每次召開普通群眾和業務相關人員兩種類型座談會,形成綜合性意見;“三”是采用座談征詢、書面征詢和個別訪談三種方式聽取意見,擴大意見征詢的覆蓋面。

信息員卞小林來自虹許居民區,他掰著手指數:“前前后后我參與了15部法律草案的意見征詢,真是讓我大開眼界,大大提升了法治思維。每次草案提前發給我,我會做很多準備工作,比如民法總則草案,我認真研究了三四天。”

吃透了法律條款后,卞小林還與周圍居民探討、交流,居民們的法律知識也與日俱增。“現在,居民的意見建議不僅接地氣,還挺有針對性。他們會指著條文問,‘什么是相關部門’‘第三方監督,那么第三方是誰’。”

世貿商城有限公司總經理朱晨是長寧區人大代表,也是信息員。“我參與了不少法律草案的意見征詢,深深感到立法機關權衡把握好各方利益真心不容易。在討論與交流中,我也學會了換位思考。”那天在討論行政處罰法修正草案時,他和長寧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公平交易科科長皇甫冉同在一組,處在不同角色、位置的他們對法條略有不同意見。“作為企業,我們更在意法律的明確性,執法者會考慮執法成本和可操作性問題。討論中,我們彼此多了理解。”朱晨說。

社情民意直通立法機關的同時,還產生了一批社區公共議題。征詢會上的很多建議,化為“社區治理”的金點子。在討論民法總則草案時,一些居民提到,不少老人患有老年癡呆,而社區為老服務不能覆蓋到這個“沉默的少數”。這跟法律條款關系不大,但居民提到了,社區干部就記到了心里。于是街道設立“記憶家”老年認知障礙家庭支持中心,打造了全市首個全鏈條認知障礙友好社區服務模式,并在全市推廣。

討論中小企業促進法草案時,不少企業談到,虹橋集聚了一批高品質的品牌活動和時尚資源要素,但缺乏溝通交流的平臺。和法律相關的建議呈交全國人大后,這條建議被街道采納。很快,虹橋時尚創意產業聯盟應運而生,成為企業近悅遠來的又一張名片。

“立法聯系點成了法治文化的播種地。”虹橋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楊勇根說,立法聯系點的設立增強了社區居民對民主法治的認識,很大程度提升了干部、居民的法制素養和法治意識,基層治理法治化水平顯著提高。

榮華居民區黨總支書記盛弘深有感觸:潛移默化中,居民法治意識增強,“生活垃圾怎么分,老公房如何裝電梯,寵物如何養……面對社區生活中的一系列難題,居民們嘗試通過制定小區公約來解決問題,大家懂得制定關鍵條款、學會了逐條征求各方意見,以謀求最大公約數。”

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先后選派了法工委國家法室一處副處長譚喻、法工委行政法室一處處長黃海華到虹橋街道掛職,幫助、指導開展立法聯系點建設。掛職期間,他們將立法聯系點進一步制度化:擴大、優化聯絡員信息員隊伍,吸收新鮮力量加入,探索建立法律專業人才數據庫,反復研究制定考核激勵辦法,與萍聚工作室、周欣法官工作室、市律師協會建立常態合作機制等。

“只有‘接地氣’的法律,實踐中才能行得通、真正管用。”近距離觀察法治在基層的實踐后,兩位干部由衷感嘆,基層立法聯系點不僅為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提供民意參考,也是立法機關與人民群眾的溝通渠道、立法人才隊伍的鍛煉基地、法律問題的調研樣本、基層治理法治化的工作平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法制宣傳的窗口。

不斷升級的“朋友圈”

虹橋街道素有“小小聯合國”之稱,轄區內既有虹儲小區這樣的普通老小區,也有古北新區這樣的國際社區,居住著來自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居民,境外人士占比超過50%。

這也給立法聯系點帶來幾分國際化色彩。

總書記考察那天的征詢會現場,有一張“洋面孔”——德國人戴雷。戴雷是慕尼黑大學經濟學博士,熟練掌握中、英、德三種語言,已在中國工作生活近20年,現在是一家電動汽車品牌的首席執行官,他也是基層立法聯系點的信息員。

“我很榮幸能參與到立法聯系點的意見征詢中來,這代表中國在進一步開放,對我來說是非常珍貴的體驗。”戴雷說,征詢會召開前,他就在公司內部組織了一場討論,是有備而來。此前,他還參與過外商投資法草案等立法意見征詢。當時戴雷提了不少關于外國人在華創業的建議,“你要知道,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說起這個金句,戴雷已運用嫻熟。

“全國人大法工委當初選擇我們,就是看中了我們街道綜合性強的特點。”胡煜昂說,作為全國最早的國際社區,虹橋街道居民類型多樣,涉外特征明顯,開放程度很高。聯系點起初沒有涉足外國人這塊,而隨著法律涉外元素的增多,也有意識地增加老外信息員,讓他們參與到立法意見的征詢中來。

個人所得稅法頒布后,立法聯系點專門請了雙語老師來為洋居民進行講解和輔導,很多老外特意趕來聽。“這個平臺非常好,這樣的機會只有中國有。”此后,洋居民參與立法聯系點活動更加積極了。在立法意見征詢會上,不少老外信息員提出進一步優化境外人員住宿登記等需求。

這一建議被街道采納。去年10月27日,虹橋海外人才薈古北市民中心站啟動,這也是上海首個開設在基層社區的海外人才服務窗口,通過線上提交材料、線下審核,就能辦理境外人員住宿登記等業務。今年4月又增加了辦理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業務。

總書記考察那天,胡煜昂就向總書記展示了專門為海外人才設計的一本折頁,上面清楚標注了可以在市民中心辦理的總計12項境內、境外業務。“老外們來到虹橋,在家門口就能輕松辦理常見業務,省去不少時間。”

這也正是立法聯系點“開門納諫”的意義。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丁偉說,我們的基層立法聯系點不設門檻,敞開大門,面向全社會征求意見,當然也包括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而這也只有中國才做得到。在參與的過程中,洋居民也見證了充分尊重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中國基層民主實踐。

家住黃金城道的土耳其籍居民、聯系點信息員諾揚·羅拿如此感嘆,“作為在中國生活了30多年的土耳其人,看著中國民意表達的渠道越來越暢通,由衷感受到了中國的進步和強大。”

立法聯系點的影響力還走到了海外。今年年初,虹橋街道基層立法聯系點被列為全國人大的外事接待點。行程中的這一站,外國議長都稱“不虛此行”,“沒想到中國普通老百姓也能參與到立法中去,基層民意得到了尊重。”

今年6月6日,埃及議長阿里參觀了聯系點,大加贊賞:“普通民眾參與立法活動,推動提高了立法質量,更好地保護了公民合法權益,是一個重要的有益嘗試,做到了科學立法與民主立法相結合。”阿里說,這個做法對埃及具有借鑒作用。

今年7月22日,坦桑尼亞國民議會議長恩杜加伊一行來參觀訪問,同樣贊不絕口:“設立基層立法聯系點,讓民眾直接參與國家的立法進程,有助于提高民眾的法治意識,更好地尊法守法。”

“小社區,大窗口。”胡煜昂說,透過這扇窗,外國友人看到了什么是“人民當家作主”,這就是中國特色基層民主的生動實踐。

這扇“窗口”正進一步融聚更多資源,發揮更大的民意直通車作用。

“總書記考察之后,每天都有很多居民自發前來立法聯系點。”郭凱說,居民們簇擁在漫畫“彩虹橋”前拍照,不厭其煩地讀著“法條墻”上的被采納條款。不少居民拿著法律文本來請教和反映意見,“以前,我們征求的大多是法律實施前的意見建議;今后,我們要對法律實施后的情況進行意見征詢。聯系點工作要向包括立法前、立法后兩段的立法全過程拓展。”

彩虹橋下,這部民意直通車正滿載著期待和愿景,把更多基層聲音帶到最高立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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